韦海英1997年退役的韦海英并没能赶上1999年女足的巅峰时刻，出生于1971年的韦海英比女足传奇人物孙雯大两岁。韦海英以主力身份随队参加了1991年、1995年两届女足世界杯和1996年奥运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足半决赛，被罚下一人的中国女足一度以1比2落后于巴西女足。第70分钟，韦海英披挂上阵。随后她便在第80、85分钟连入两球，帮助中国女足3比2逆转晋级决赛。这场比赛也成为中国女足历史上的经典战例。退役后，她当过教练，当过沈阳金德俱乐部副总，在2011年又成了中国香港特区区议员。退役后的丰富履历让她从过去的铿锵玫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女强人。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徐悦廷

　　第一次竞选大败

　　第二次高票当选

　　说起是如何会想到参选香港区议员，韦海英说道，自己来香港有10年，但主要还是从事足球教练工作，很少和社会接触。2007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韦海英在社区里做了一阵子义工，接触到了香港的社会底层，这让她觉得挺有意思，“毕竟我是从内地来的，对香港社会不了解，参选区议员对我来说是接触香港社会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社区工作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锻炼，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参选区议员。成功最好，失败也不算意外。”

　　在竞选区议员之前，韦海英曾担任过香港居民服务中心的秘书长。据韦海英介绍，这是为居民解决困难和服务的机构，类似于内地的居委会。但这不是一个公职机构，没有补贴，全是义务。之后，韦海英参加了区议员选举。她所要竞选的议员所在地区是位于九龙半岛西北部的深水埗区。深水埗是香港比较老化的社区，那儿居住着很多老人。当地生活条件较为艰苦，很多时候老人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在社区做义工和他们有过接触，生活上他们确实需要帮助，比如独居老人的看病问题等。”韦海英说道。

　　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韦海英决定参选深水埗区的区议员。但她的准备时间不长，是突然下的决定，“大概是参选前两三个月有了想法，真正准备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主要是进入居民区，和居民聊天，让大家认识我，了解我。”只是，韦海英的竞选对手王桂云是一位老香港。竞选之前，王桂云在这里已经住了47年，对社区非常熟悉，在之前也已经当了5届区议员。最终结果也是以王桂云的2243票比韦海英的1317票而告终。韦海英把这次失败比作中国男足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大败并不意外，“再来4年，我一定能赢。”从此，韦海英开始学会拉票，她自费请来了助手，花大量时间与居民沟通，让大家感受到她的热情。“有的学生偶然在我办公室里看到我曾经获得过的足球奖杯，回去上网一搜，发现韦海英还挺有名，所以他们愿意过来跟我聊聊英超和香港足球的现状。”

　　渐渐地，韦海英发现，社区居民对她的微笑越来越多。最终，在2011年第二次竞选时，韦海英以2291票的高票数当选深水埗区的区议员。

　　不被重视激流勇退

　　时间回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迎来了当时实力远不如现在的巴西女足。孙庆梅的远射破门为中国女足在上半场奠定了优势。但下半场风云突变，第65分钟，温丽蓉因阻击对手反击犯规被裁判出示红牌罚下，这直接导致了巴西队在之后的短时间内两度偷袭得手。危难关头，主帅马元安换上了韦海英，她先是在第80分钟接孙庆梅的传中垫射破门，又在5分钟后轻松晃过对方后卫劲射完成绝杀。如此戏剧性的结果也让韦海英在当时被赋予了传奇的光环。

　　为了奥运会，韦海英和队友等待了好几年。虽然女足是中国足球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唯一希望，但由于女足在国内的职业化进程缓慢，舆论没有给予任何关注，只有在谈论女排是否能拿下金牌、女篮能拿到第几名之余，才会想起女足，淡淡地问一句“有没有冲击奖牌的可能”。国内不期待，甚至不认识女足，但是姑娘们提前三个月就在离亚特兰大不远的迈阿密展开封闭训练，在亚特兰大有所作为是她们唯一的想法。

　　而就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后的一年，正值职业生涯黄金年龄段的韦海英选择挂靴，随夫去了香港。“看不到前景，觉得再打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加上当时也受伤了，奥运会决赛负于美国没能拿到冠军，有点心灰意冷。”

　　当了两年金德副总后脱身而出

　　男足领域的“规矩”让我不适应

　　退役后，韦海英开始闯荡。在1997年定居香港后不久，她取得了香港足总颁发的教练资格证，并嫁给了同为足球教练的刘锡明。当时刘锡明代表的香港警察队与韦海英代表的中国女足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踢前场的韦海英碰上踢后场的刘锡明，没想到无意之间的一次对位中的意外，成了他们牵手的机缘，“当时他一脚解围踢到了我的脸上，我一下子鼻子就酸了，倒在地上哭。然后他过来搀我，我脾气急，一开始还嚷嚷两句。后来他那充满歉意的微笑把我迷住了。”

　　韦海英人脉宽广，而且自我挑战意识极强。2003年底，她受聘成为沈阳金德俱乐部副总，成为当时甲A的首位“女老总”。韦海英和时任金德老总阎安是在海南相识的。据悉，阎安对韦海英的能力为人非常欣赏，到金德任职后就一直想让韦海英来到金德俱乐部工作。阎安曾屡次向时任俱乐部董事长张澎推荐韦海英，但遭到拒绝。此后，鉴于当时竞训无人，而阎安本人又不熟悉一线业务的窘境，张澎只得同意阎安的要求。

　　韦海英的两年副总生涯穿插着很多故事：先是有金德俱乐部炒掉葡萄牙主教练托尼和总经理阎安，后来又发生辽足和沈阳两家俱乐部为抢夺五里河体育场的公开对峙。尽管韦海英是女人，但坐在老总的位置上，要做的不止幕后管理，有时也不得不插手前台公关，“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锻炼，不知不觉中在处理人事方面、其他方面都成熟了很多。目前中国的足球圈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也不是自己以前想的那么简单。”

　　当然，最让韦海英头疼的并非俱乐部对峙这样的公开事件，而是足校饭堂和学生家长的困扰。“父母都望子成龙，对孩子的成长心急”，同为人母的韦海英理解做父母的一片苦心确又无能为力，“为了能让孩子冒尖，他们在我面前打算用送礼这样的手段来贿赂我，让教练对他们的孩子多加关照。搞体育是骗不了人的，能不能成为球队主力就是个人能力强不强，而不是送礼送出来的！”

　　一开始，韦海英都不敢跟丈夫说自己是金德副总，“其实我拿的也就是一份白领工资，而且最后拿到手的只有一开始谈合同时的一半。本来说好的专车被配给了另外一个足校教练，我每天只能打车上班，这事后来连老总都不知道。其实物质上的缺陷都不算啥，最让我不喜欢的还是男足领域里的一些所谓的‘规矩’，这些‘规矩’让我不适应！”

　　两年后，韦海英从金德副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显然，从足球圈子里脱身而出，韦海英轻松了许多。谈到在金德的两年工作时间，韦海英感慨道：“这与当运动员时根本不一样。当球员时，啥心都不用操，只要训练时带上自己的鞋子就行了。成为管理者后，任何问题都得考虑周全，不然工作就可能做得不到位。这也是我得感谢金德俱乐部的地方，这儿让我学到了很多社会知识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