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顺清 作

　　继四大行中的工行、农行、中行相继调低对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以来，支付宝交易量最大的建行也对支付宝“发难”，把快捷支付额度调低到了单笔最高5000元，每月不超过5万元。银行方面普遍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客户信息与资金安全。(3月23日《现代金报》)

　　看来，互联网金融被折腾得“一刻都不能消停”。虚拟信用卡与二维码支付，刚被央行叫停，这又闹出来“支付宝快捷支付限额”的幺蛾子。可以说，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的较劲，可能才刚刚开始：一边是强势崛起、顺应市场规律、有力切分居民的储蓄蛋糕；一边则是死死地不撒手，频频祭出“客户信息资金安全”杀手锏，意图保持银行里的储蓄资金不大量流失。

　　由于金融牵涉面广、社会化程度极高、问题也颇多，国家力量频频介入，央行进而对其规范，大可理解。不过，四大行相继对支付宝快捷支付进行限额，理由何在？

　　众所周知，四大行，是商业银行。并且，目前处于舆论中心的《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还处于酝酿阶段。可以说，四大行对支付宝快捷支付限额，并无政策依据，而是自主行为，那么，这种在同一时期、又在同一空间市场上采取的一致行动，完全能被认定为经营者之间的“协同行为”。换句话说，四大行已涉嫌垄断。

　　什么是协同行为？按照法律认定，一般是经营者之间达成垄断协议，一致行动。不过，明目张胆达成垄断协议者少，采取心照不宣、默契的方式一致行动者多。四大行之间是竞争关系，各自拥有独立决策权，在直接限制支付宝快捷支付、间接遏制消费者利益之上，竟然达成惊人一致，难道这里面没有一丝猫腻？

　　当然，四大行可以用“保护客户信息安全”等理由，辩解其行为是市场经济的理性调节。不过，有一个背景显然不能忽略，即截至3月16日，四大行人民币存款较月初相比流失仍然高达1200亿元。这1200亿元，其流动去向是互联网金融中的各种“宝”。那么，从此背景考量，四大行的“理由”，便显得有些苍白。再者，即便限制大额支付，小额支付依然存在，既然存在支付行为，客户信息无端泄露的风险依然存在，不过是损失资金大小有别罢了，额度控制又能为信息安全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支付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横空出世，带来了市场化的利率，让银行的超低存款利率很尴尬，也让银行暴利的源头暴露无遗。可以说，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诞生，只是证明了一个道理：推动银行利率市场化的国家政策，已时不我待。（温江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