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威海,万物萌发,作为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的“试验田”,一场制度革命正在这里悄然推进。

　　日前,威海组建的“威海市与仁川市经济合作交流先行先试的重点领域及思路对策研究”课题组举行第一次会议。未来几个月内,将给出威海与仁川示范区的顶层设计。

　　这是代表中韩两国的一块地方经济合作“试验田”。专家普遍认为,作为中国的“代言城市”,威海肩负了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重要任务,通过探索中韩贸易、投资、服务、产业等领域的地方合作,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这块“试验田”,如何耕种好?

　　威海刮起一股“韩流”

　　没谈下的困难领域,在这儿先行先试

　　“近几个月,很多韩国朋友都会询问在威海建立韩国商品物流基地的可行性。”作为黄海客货船社协会会长、威东航运有限公司副社长李东宁,最近明显感觉到从韩国来威海寻找商机的投资者多了。

　　李东宁的这种感受,从一组数据得以佐证。威海市商务局统计,1-2月威海利用韩资大幅增长,新批韩国投资企业9家,同比增长350%；实际到账韩资3919万美元,同比增长187.3%。

　　威海突然刮起的这股“韩流”,得益于2月25日中韩两国草签的自贸协定。经过长达14轮的谈判,中国签署了迄今为止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全的自贸协定。其中,选定威海与仁川作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更是全球自贸协定中的首创之举。

　　“这确实是个新课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向记者坦言,近年来,随着WTO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各国更多转向了“自由恋爱”式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FTA),这导致在国际上出现了多层级的经贸融合机制,全球贸易正掀起新的游戏规则。

　　截至目前,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共有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有环亚太的东盟、智利、新西兰,还有欧洲的瑞士。

　　“不过,设立地方合作示范区在全球自贸协定中尚属首次。”张建平表示,韩国在亚洲堪称是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中韩自贸协定会给两国政策与产业,尤其是中国带来什么冲击、影响尚不确定。这些都要两国政府效仿当初“深圳—香港”模式,先行圈定威海和仁川作为合作示范区先行先试。

　　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张蕴岭认为,先行先试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突破中韩经贸的现有瓶颈,为两国经济发展找到一个新的合作模式。

　　“中韩自贸区虽然签署了基础协议,但还有很多地方正在谈判,一是商品市场开放,二是服务领域,三是投资领域。”张蕴岭表示,“对于这些还没有谈下来的困难领域,完全可以在这两个地区先行先试。”

　　现有瓶颈待破解

　　一个集装箱装卸费比韩国仁川高35元

　　目前,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详细规划尚未出台,但摆在山东前面的问题已经不少。

　　仁川作为韩国8大自由经济区之一,比上海自贸试验区要早10年,开放程度也远超后者；反观威海,处于山东半岛一隅,陆路交通多年不畅,市场与开放意识相对落后。两个城市无论是自由度、开放水平还是所处的政策环境均差距巨大。

　　威海最大的韩资企业——三星电子(山东)数码打印机有限公司经营支援部部长金仁锡来华工作多年,他感到威海距韩国近,环境气候相似,居住条件舒适,政府给予产业支持也很多。不过,他却时常为生活配套设施少而发愁:“威海只有一个韩国学校,子女上学十分不便,同时威海医疗水平有限,又没有独资韩国医院,大病还要回国。”金仁锡希望,威海能尽快与韩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对接,让韩国人享受到与本国无差别的待遇。

　　“不仅是威海,整个中国市场化程度的落后,部分生产成本畸高,也会对两国自贸区发展增添障碍。”威东航运李东宁举例道,有一次公司接到一笔订单,将一批货物从韩国运到浙江义乌,总共收了客户6000元,最后国内高速公路通行费就高达3000元。

　　让李东宁不解的是,“都说韩国人力成本数倍于国内,可山东某港口一个20英尺集装箱的装卸费竟然比韩国仁川还高35元,引航费、靠泊费均高于韩国”。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则举了另一个例子:中国社科院在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开展了自贸区利用率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利用率最高,但尚不足30%。为何利用率如此之低?是因为企业在利用优惠关税的过程中,过高的行政化管理费用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红利期三至五年　抓机遇时不我待

　　当务之急不是具体商业项目,而是规则制定

　　沈铭辉说,一般而言,先行先试示范区的红利期大概在三至五年。他认为,抢抓“试验田”这一难得机遇,需要山东在顶层设计上有所突破,最大限度地简政放权,通过全面开展负面清单管理,从而实现制度红利的最大化释放。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袁波表示,合作项目要比两国之间经济合作更实在,可以让威海和仁川的百姓感受到很多利益和实惠,争取把这些项目做成中韩合作的亮点,形成好的模式,复制到两个国家的层面,这才是威海与仁川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的关键所在。

　　张蕴岭则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规则、政策的制定和统一,而不是具体的商业项目:“未来应把威海与仁川视作一个区而不是两个城,示范区各方面的商贸政策、规则应是一致的。只有这样两个国家的人财物才能充分流通,只有这样出口大蒜被退货的事件才不会再上演。”他强调,将来的对韩合作将通过威海扩散至全国,所以威海在与仁川进行先行先试的地方经济合作时,眼界一定要放高、放宽。

　　张建平指出,与上海自贸区是自行开放不同的是,中韩自贸区是两个国家有针对性的合作。他建议,威海需要谋划建设一处与仁川自由经济区对等的自贸园区,通过双向平行管理以实现与仁川自由经济区政策与管理制度的衔接等。与此同时,鲁企可通过双向平行园区到仁川自由经济区投资兴业,融入当地产业链,推动鲁企在自贸城市合作中实现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