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年，中国经济重新摘得增速全球第一的桂冠。从今年前2月的宏观指标看，经济回稳态势已经确定。

固化这一回稳态势，中国经济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筑堤堵穴？企稳后的下半程还存有哪些隐忧？近期，高端智库纷纷举办经济形势分析会，一些经济学家就稳增长与防风险、房地产挤出实业以及微观基础薄弱等问题，提出了担忧的理由与对策。

担忧一：稳增长与防风险如何兼得？

不久前，国研中心主任李伟说，“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

“去年下半年开始企稳的实体经济在今年开局继续保持平稳，但预计从二季度起，经济再次面临下行压力。”21日，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课题组发布《实体经济开局平稳，触底回升为时尚早》的报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颜色解释说，“今年增长6.5%是个艰巨任务。”

经济学家为何对二季度的经济再起忧色？

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课题组分析认为，如果细究投资这个关键因素会发现，去年开始的一波小阳春，是私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在管控趋严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今年不容乐观。而私人投资是去产量、补库存等因素撬动的，产量随时可以恢复，库存也已明显回升，补库存效应接近尾声。因此，小阳春在一季度达到高峰后，二季度经济或又面临逐步下行的压力。

　  “靠信贷拉动投资的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很多年，这个逻辑也一直用到现在。但是，靠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这条路今后很难再走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在经济微观基础和增长逻辑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稳增长的唯一出路就是提高投资率。从这个角度讲，稳增长与防金融风险是很难兼得的。

这一隐忧该如何破解？在经济学家看来，唯有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贾俊雪说，决策者始终面临权衡取舍的困境——知道我们需要改善供给面，同时又面对短期经济增长的问题。“其实未必要盯住一到两年的经济增长。稳中求进的重点应放在求进，这个求进也是市场化的改革。”

刘俏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宏观政策的话语体系，能否不再强调“保增长”。在确定政策目标时，应更多强调如失业率、通胀等与民众获得感关系更为密切的指标。

担忧二：房地产挤出实业何解？

房地产是经济的支柱产业，但高杠杆已成为经济之痛，挤压了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

数据显示，2016年9月底，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到49.1%，分别比2010年和2015年提高了21个和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产负债率也从2015年的77.4%提高至2016年9月底的83.4%。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刘晓蕾说，房价在过去一年涨速非常快，银行随之发放更多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同时减少了信用贷款。有地企业通过抵押拿到更多贷款，导致了无地企业，通常是中小微、双创企业更加拿不到钱。在银行贷款层面，有地企业挤出了无地企业。在另一层面，虽然房地产的增加拉动了投资的增长，但是，分解这个投资可以发现，房价带来的投资依然重新回到了地产，减少了对实业的投资，导致了房地产挤出实业。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21日在“跨越2020：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上表示，过去是依赖土地的宽供应来保增长，但现在的问题是，继续放土地也拉不快增长，必须要告别依赖土地的发展模式，否则整个经济的运行和金融的风险都会放大。

“从中长期来看，我最担忧的是，中国未来的增长不可能是两位数，甚至不可能是6%-7%，我们的资产价格怎么着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发展战略研究院“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说，如果未来我们的创新没有大的突破，收入也上不去，金融资产和自用性、消费性房地产的价格，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的政策目标，并再度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尹恒建议，对房地产的调控应首当重“稳”，建立长效机制，则需痛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

担忧三：微观基础如何改善？

数据显示，1993年-2016年，我国实际GDP增长和金融附加值的比例呈现负相关。2016年，近25万亿的新增融资量只带来5万亿-6万亿的GDP增长。

“这说明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急剧下滑，更大的金融并没有带来实体经济的迅速增长。”刘俏分析称，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微观基础太弱。

他举例说，在企业层面，整体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较低，为了获得增长，只能靠强刺激；国企改革任重道远，刚性兑付的存在使得国有板块杠杆居高不下，但投资资本收益率却在下降；缺乏优质金融资产和资本市场的不振，使得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通过加杠杆循环，也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

  　“一个经济体的健康运转需要一大批健康的企业。从指标上来看，虽然近一年多来，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率都缓慢回升，但是，这个回升主要发生在国有部门，民营企业的盈利状况却不乐观。”尹恒说。

2012年，私营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曾接近20%，在2014年下降至4.9%，2015年降至3.7%。2016年，在国有企业利润增长率增加至28.6%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利润增长率只有4.8%。

“目前，微观基础出现的一些改善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层面，民营企业的盈利状况并没有很大改善。”尹恒说。

刘俏认为，企业的投资效率不高，是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最大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就要提升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重塑微观基础，培育一批优质企业，财税改革、企业减负、私有产权保护等都需加速。同时，国企改革也势在必行。

“狠下决心，减税降费，切实减轻民营经济负担，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激发民众创业热情、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才是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平稳增长的关键。”尹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