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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紧接着引出另一个问号，如果说“济公”是借佛光而名，“阿凡提”是一个民族的“公众人物”。那么，“出身”、“智商”、“道数”大同小异的“刘克学”、“王老怪物”、“乐涵”、“徐文长”等一干人物，为什么“刘克学”“王老怪物”、“乐涵”仅限于故土一隅，名气越来越小，在信息时代几近销声匿迹，而“徐文长”却如日中天？
追根溯源，首先这是因历史上“刘克学”、“王老怪物”、“乐涵”的名气小于“徐文长”。
“刘克学”——在清光绪版《日照县志》的“旧志序”中仅“刘可学”一人名而已。据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始创日照县志的知县杜一岸在《序》中记：
夫日照之为邦，久往无论。兴朝亦数百年矣！是书缺而不举，诚为废典。
越明年，搜罗散帙，博访故实于乡大夫家，仅得手录数条。遂会邑博士王君曰塾，同吴君曰可学，率生员张珏、张凤翼、孙化、郭之俊、刘可学等十数辈，聚于别室，斟酌群采，订以郡志。削其不经，录其可备。
“王老怪物”——“百度”之“盖村王姓吧”中全文如下：
关于王老怪物是盖村人氏一说，虽然影响最大，这也是一种误解。
在清代，盖村王姓是鲁南知名的大家族，也确实有一位人称“北溟怪物”的人。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位历史上的王老怪物，他是一位正人君子，是因为他幼年聪颖好学、才思超人，才被人誉为“怪物”。他并非是民间传说中王老怪物。
“乐涵”——《镇海县志》(1994年版)“古代人物”中只50多个字：
乐涵，字睛岚，号海门，清嘉庆人，籍贯小港，主要事迹为，建义成碶，修学宫及鲲池书院，为小民伸冤，不畏豪强。
在2000年出版的《小港镇志》对“乐涵”的记载稍微详细一些，载明其为小浃江坟头乐人，清嘉庆三年中举，曾任景宁县学教谕。称他“刻苦好学，昏晨寒暑，手不释卷，熟读诸经”，尤其“生性耿直，常仗义执言，为小民伸冤，是镇海有名讼师，有‘镇海徐文长’之称”云云。
而徐文长在其去世后不久，同代人“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即为之撰《徐文长传》。
至清代，张廷玉修《明史》，又为徐文长单独立传。
仅以“百度百科”所述为证：
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可真正如荷兰的梵高那样发疯，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徐渭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
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居士，或署田水月、天池渔隐、青藤老人、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天资聪颖，20岁考取山阴秀才。
然而，后来连应8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不得志与有司”。
青年时还充满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孜孜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并一度被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胡宗宪看中，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招至任浙、闽总督幕僚军师。
徐渭对当时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预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他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了抗倭爱国的英雄，曾为胡宗宪草《献白鹿表》，得到明世宗的极大赏识，本以为能施展抱负，但后来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被逮自杀，徐渭深受刺激，一度发狂，精神失常，蓄意自杀，竟然先后9次自杀，自杀方式听之令人毛骨悚然，用利斧击破头颅，“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又曾“以利锥锥入两耳，深入寸许，竟不得死”。还怀疑其继室张氏不贞，居然杀死张氏，因之下狱，度过七年牢狱生活。后为好友张元忭营救出狱，出狱后已53岁。
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着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穷困交加，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最后在“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境遇中结束了一生。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放浪曲蘖，恣情山水”，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当官的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得。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
明代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他的写意花卉，用笔狂放，笔墨淋漓，不简单地追求物象外表形式，独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来的影响很大。他的才能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中，他编写的杂剧《四声猿》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处于祝允明之后，他和祝允明一样学书的路子毫无例外是属于二王一脉，他倾慕王羲之的人品书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给他的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他自己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又曾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这也难怪，“知者”又有几许？
史载他“醉后专捡败笔处拟试桐美人，以笔染两颊，丰姿绝代。转觉世间胭粉如垢尘，不及他妙笔生花。”他的作品不拘于物象，能抓住其神气，用秃笔铺张，势如急风骤雨，纵横睥睨。他的大写意泼墨之势，继陈道复以后，更加狂纵，笔简意浓，形象生动，影响深远，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清代朱耷、原济、扬州八怪中李(善)、李方膺都受其影响，数百年来势头未衰。在作品中，徐渭经常题诗题句，借题发挥，抒写对世事的愤懑，所表现的思想政治倾向多比较激烈。如他题《螃蟹图》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正是对权贵的憎恨与轻蔑。徐渭亦工书法，行书效仿米氏，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徐渭死后二十年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认为徐渭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书林藻鉴》)。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者，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对后人影响之深。
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