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第二年，虚岁十四，日照县收第一届重点高中，算是命好，我被取到了日照三中――巨峰中学，全县3个重点高中之一，生源是日照南边7个公社的(巨峰、大坡、涛雒、高兴、碑廓、虎山、安岚)。

那时，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很紧巴，吃了上顿没下顿，村村墙上用白石灰刷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当时，巨峰最馋人的，就是十字大街西北角的供销社饭店，就是供销社饭店的那碗面。

吃面，得先买牌，竹子的。巨峰，离海不远，海边渔民下海使帆船，南方来的毛竹做桅杆，用年数长了，怕遇台风折了，就换了下来，倒腾到饭店里，刮成卖面的竹牌，倒是很结实，这个摸那个拿的，天天浸油，滑溜溜的，不起刺，省着扎手。

面，分两等：一毛钱二两粮票的，两毛钱二两粮票的。一毛的，竹牌上烧火勾子烙了一道杠。两毛的，两道杠。

饭店分里间、外间。外间，是大堂(餐厅)，与伙房一墙之隔，中间留着个长方洞。吃面的来了，先去买竹牌，再拿着竹牌到这个洞领面。

买牌，“国家干部”的那一毛、两毛，是成张的。庄户人，是伍分、贰分、壹分的银锞子凑的，有时路上银锞子从口袋的窟窿漏了，就里里外外、连褂子带裤子，所有的兜掏个遍，末了，还是差一分，只得把这玖分钱攥好，讪笑着，走了。

这时，那卖牌的眼里满是自豪，就是墙上那喇叭匣子里唱的：“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领面，腰都挺得很直，不一样的，是走法。“国家干部”虽也不常吃面，但那是个身份，走的很稳；庄户人下回馆子，就是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也是大事，领面时走得就快一些，不时还有两步发飘。孩子们跟着大人来吃面，攥着竹牌，连跑带蹦，欢的跟过年似的。

领面时，声差大了。“一毛的”，也透着一股滋润。“两毛的”，竹牌一拍，那底气，嗡嗡的，连伙房带大堂都听见了。“一毛的”们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望了望，又赶紧低下，吸面的出溜声小了许多。

面条，是早下好了的，盛在大黑泥盆里，吃面的来，抄上一大筷子，放在笊篱里，开水锅里一过，浇上卤子。

卤子，是香油果子(油条)熬猪肉膘子，香油果子煮得胖胖的，猪肉膘子雪白，刀工很绝，薄得透明，能看透背面。“一毛的”和“两毛的”，面条一样多，差在卤子上，就是庄户人和“吃国库粮”的，天上、地下。

面汤总是盛得满满的，上面漂着一层白的、青的、绿的葱花，几颗荤油花，圆圆的，那么大，散发着诱人的香。

端面，小心得不能再小心，生怕洒出一滴。图省事的，不放心的，或是馋极了的，干脆先趴在柜台上，咂上一口，再两手捧到桌子上。

桌子，方的，像八仙桌，可没那么多道道杠杠，公社铁木业社的“憋木匠”钉的，木板间的缝很宽，糊满了陈年油泥，和大师傅的白帽子、白围裙、白套袖一样――这是他们全部的行头，油得放光。苍蝇在上面爬来爬去，又跟着面碗飞出来，盘旋一阵，落在碗沿上，谁也懒得招呼它。

“两毛的”，很少，一天没几个。有，也是公社的、粮所的、供销社的、武装部的“国家干部”，他们来了，先找张空桌，不紧不慢地坐稳。吃时，论根挑，一根一根用筷子挑到嘴里。“一毛的”，没这些讲究，三下五除二，还不过瘾，恨不得再来三碗五碗。

不过，吃的顺序都一样，先吃面，再喝汤，最末后吃肉。吃肉前，先端详几眼，不舍得吃，狠狠心，一下子“叨”起来，塞进嘴里，满口滑腻，那个香。

等着领面的孩子，看得口水都流了出来，接着就晃悠大人的袖子，连哼带磨矶的催面。

面汤，“ 两毛的” ，碗底都留几口；“一毛的”，一滴不剩，偶尔有个虾皮子落在碗底，还得赶紧用筷子划拉出来，卷进嘴里。小孩子直接用舌头舔，人小，舌头短了，怎么舔也舔不着，一急，三根黑不溜秋的小指头一捏，就捏进小嘴里。

这当口，大人总是在一边看着，“好吃？”孩子嘴里塞满了面条，顾不上回话，只是点点头；懂礼数的，快咽进去：“真好吃！大大，你也吃。”大大，日照本地呱，就是爹。大人摸了一下孩子的头：“你吃吧！”

这面，就是一碗，懂事的孩子，吃完后，一步三回头的跟着大人走了。半大小子克郞猪，肚里没油水，刚勾起馋虫，还想吃，就拽着大人的褂子，不挪脚，往外拉急了，嗷嗷哭起来，脾气大的接着在地上打崴崴，大人们满脸不好意思，又气又急，还不能当着外人的面吵，这等着的，大都是一巴掌后硬拖了出去，那哭声，传老远。

吃面，得好好看着，“要饭的”多，就在门口转悠，一不留神，蹿进来，照着碗一口带痰的唾沫，吃面的还没回过神，面条就倒进了他那缺边少沿的大黑碗――这是和饭店的默契：朝面碗吐唾沫可以，就是不能用饭店的碗吃。也有的吐唾沫后，一声不出，只是坏坏地瞅着那热气腾腾的面，这是油丐了。多年后才知道，天下丐帮都会这招。在日照，这行当还有个名：“歘吧杂”。

这唾沫，长眼，朝哪个碗里吐，很准：小孩的碗不吐，妇女的碗不吐。“国家干部”的碗，更别吐，地盘是他的，惹不起。那年代，叫民兵抓起来，挂上大牌子，游街，比喘口气还简单。

但也有例外，有一回，一中年乞丐，瘦得三根筋挑着脖子，朝一妇女的碗就是一口唾沫，接着端起碗，往门外跑，那妇女不饶人，跟了出去。门口，台阶上倚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两手抓起“瘦丐”拿来的面条，就往嘴里塞。

这孩子瘦极了，只剩下个大头，就像块坷垃紧绷了层土布。那是三九天，北风呼呼地，土到处乱飞，一团面条糊在黑脸上，黑的漆黑，白的雪白，太瘆人了。那妇女叹了口气，回饭店又买了一个牌，递给乞丐。

巨峰是小镇，我就读的三中，学生大部分是庄户孩子，日照县城的城门朝哪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城乡差别”了。

那时拚命学习，没想当“城里人”，就是为了“吃国库粮”。最大的想头，就是能当上个巨峰街上供销社卖豆瓣酱的，粮所里过磅的，饭店里卖竹牌的，至少干个铁木业社抡锤的“亦工亦农”，当年一种农民身份、在外边上班的特殊工人。大一点的学生，懂事多，还喳咕几句：当“双职工”――全家吃“国库粮”，孩子都按月支粮票。

我家是单职工，父亲上班捎煎饼，每月好给我省出几碗面的粮票。

在那个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的年代，庄户人想吃碗面，很难。一毛钱，攒“鸡屁股”还行，可淘换二两粮票，哪怕是地方粮票，也能把人愁死。每当从供销社饭店门前走，隔着大老远，就传来一股忽淡忽浓的香味，庄户孩子们贪婪的闻着，吸着，实在忍不住，就抽塌几下鼻子，似乎这样就能把那诱人的香气留下，咽到肚子里去，最后恋恋不舍地朝店里望望，狠劲往下咽唾沫：好好学，考上大学，吃国库粮，面条管饱。

一晃，多少年过去了，那面的香味，还不时从梦里飘出来。尤其有三碗面，让我一直放不下。

头一碗：1978年，有个庄户同学，渔村的，常从饭店门口走，看吃面的看出了门道：竹牌就是面！这周回家，就找出半截毛竹，刮了一批，使烧火勾子烙好，放在锅里煮了煮，等星期天回校，就捎着来了。打那以后，每个星期，他都去吃好几顿面。每次吃完面，回到宿舍，撑的直揉肚子，接着几个饱嗝，满宿舍香油果子味。大家馋的：你看人家过的日子，隔三差五下馆子，顿顿撑的小辫朝天，还都是两道杠的。

可好日子也没几个星期，饭店里对不上账，就把他逮着了，送到学校，开除了。

多年后，同学们拉呱，说起这事，谁也没再见过他，听说他后来闯东北了，很替他惋惜，也挺佩服他的：心细，吃面的牌在腰里别着，从不放在煎饼包袱

里。这时，一位同学突然说：甭担心，这家伙肯定早发了！为啥？七八年，他就会造假币！

第二碗：1981年，复读，临高考了，班里有个同学不知从哪里“淘”了二两粮票，也想吃面。盛面的师傅和他一个村，大人认得小孩，小孩不认得大人，见自己村的孩子来了，正好身边没人，就狠狠地往碗里扣了一勺子肥肉。那同学看了，直直地盯着那碗面，大半天没敢说话，终于鼓出一句：“同志来，你给俺舀差了，俺是个‘一毛的’。”“一毛的”，也就成了他的外号。

第三碗：1998年，那时，我已是“国家干部”，在一家省级媒体的记者站。这天，老家涛雒镇的一位同学突然找来了，打毕业，俺俩就再没见过，啦了整整一上午。他说，回村“修理地球”后，试过不少门路，都没成事，这几年领头养罗氏沼虾，挣了不少，也给村里老少爷们趟了条挣钱的道，自己还进了村委。午饭后，他非要结账，我当然不同意。最后他急了：原来1980年高考，他没预选(考)上，就捞不着参加高考了，连个考“国库粮的”的边都没够着，白啃了两年煎饼。在他临回村时，我请他在供销社饭店吃过一碗面，那是他两年重点高中，下的惟一的一回馆子。

转眼早已过了不惑，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经了许多，感恩生活，常常想起那些年、那碗面……

（作者：田文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