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家、曾著有多部国企发展研究作品的韦三水，最近推出了新作《大国企：共和国“长子们”的风雨六十年》。这本书系统的总结了近年来国企改革的相关舆论争议，回顾了半个多世纪内国企的发展改革史，揭示了国企改革阻碍重重的历史原因，相对公允客观的评价了国企的历史贡献。书作者尽可能的做到了对国企问题、国企改革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

　　书的上篇聚焦国企特别是央企滥用市场垄断地位，所引发的巨大舆论争议。央企拥有优越的市场、政策和资源条件，在国内市场上相比民企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而在“走出去”探索海外市场过程中，也往往能够更好的获得政府支持。因此带来了主要三方面争议，一是国企独占各类优势条件，对民企起到了排斥性作用，也相当程度抑制了创新和创业;二是以央企为代表的真实绩效并不高;三是在国企特别是央企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领域，改革难以推进。

　　韦三水在书中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前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以翔实案例和数据分析指出，当时的十多年里，央企的优势地位还不明显，外企大行其道并大量鲸吞民企品牌企业，民企的发展环境并没有后来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好。央企从当时的最低点积聚力量重新崛起，确实有助于掌控若干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

　　央企的绩效，究竟是否如一些专家所称，悉数来源于政策保护和垄断地位?近年来在装备制造、生物制药、新能源、通讯等多个产业领域，我国已经涌现出相当一批企业，既有央企也有民企，从各自领域过去不被正视的不入流者，变成了欧美企业必须要借助各种诉讼和国外政府管制方式打压的具有威胁的竞争对手。国企和民企，在各自相对同一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中，都显现出绩效的巨大差异，因而不能轻率断论成功的国企就是保护出来的“温室花朵”。《大国企：共和国“长子们”的风雨六十年》一书中篇也以中粮、华润、五矿等几家央企为例，介绍了改革开放后大批国企艰难改革，不断提升市场化、规范公司化经营管理水平的历史。这亦能佐证国企绩效来源于改革，尽管改革只是有限改革。

　　国企，特别是央企的真正问题可能在于，一方面，改革方向不明，政策导向游移不定，且一直没有被剥离政策工具的性质。也就是说，国企究竟应该定义为什么，赋予什么样的功能，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尽管各个改革文本都试图予以明晰，却反复变来变去。比如，在石油甚至食品等多个产业领域，全流程整合模式可谓大势所趋，如果国企改革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就当然需要支持这样的集中(如何监管是另一回事);如果确定相关领域的央企只需要发挥产业公地的作用，要促进创新和竞争，就必须抑制上述模式的形成，但问题在于，监管方只能约束央企形成全流程整合模式，却没有合理理由阻碍民企和外企按此模式予以集中。这些产业领域的央企往往还被赋予稳定相关产品市场价格、配合各级主管部门政绩项目的额外任务。这些让央企等国企经常显得不务正业，经营发展的路子也让人看不懂，甚至频繁陷入“折腾”，对绩效影响极大。

　　另一方面，主管部门迄今未能找到提高对国企的有效监管办法。依照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教授所著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格致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一书的观点，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业监管，还是像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国企的监管，都不可避免面临三种约束：一是信息约束，包括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二是交易约束;三是程序约束。而“谁来监督规制者”也是一个大问题，监管者很可能会被监管对象所收买，在国企负责人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官员频繁流动互换过程中，利益交换输送会显得更为频繁和隐匿。

　　《大国企：共和国“长子们”的风雨六十年》一书下篇探讨了国企改革发展的现有政策导向，核心的关键词在于“权衡”，即尽可能追求国企与民企等市场主体的机会平等，鼓励混合所有制的探索，打破国企内部及外部关联体对改革起到的障碍，通过不断的透明化改革来促进效率改革。